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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氣候峰會塵埃落定，但談判各國達成的協議并不具備法律約束力。諸多懸而未決的議題，只能留待2010年在墨西哥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來完成?？梢韵胍?，談判的核心依然是圍繞溫室氣體減排。
據悉，關于二氧化碳的減排，目前國際上有多種方案，絕大多數是國際組織和發達國家學者提出的。那么，這些減排方案有何異同？是否科學？是否公正？最近，中科院副院長、中科院院士丁仲禮課題組對主要的7個方案進行了深入詳細的分析，發現這7個方案無一公平、公正。
課題組的研究論文《國際溫室氣體減排方案評估及中國長期排放權討論》發表在2009年12月的《中國科學》D輯上。文章指出，這些方案不但沒有考慮歷史上1900年～2005年期間發達國家的人均累計排放量已是發展中國家7.54倍的事實，而且還為發達國家設計了比發展中國家大2.3～6.7倍的人均未來排放權。
課題組認為，這樣的方案將大大剝奪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益，違背了國際關系中的公平正義原則，也違背了氣候變化協議中“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因此，這樣的方案沒有資格作為今后國際氣候變化談判的參考。
巧妙回避
歷史責任和人人平等原則
丁仲禮課題組研究人員介紹，目前國際上推出的二氧化碳減排方案都是國際組織和發達國家學者提出的。其中，包括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方案、G8國家方案、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方案、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ECD）方案、Garnaut方案、CCCPST方案和 Srensen方案這7個主要方案。
IPCC方案提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的40個附件Ⅰ國家，到2020年需要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排25%～40%，到2050年則要減排80%～95%，而對非附件Ⅰ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到2020年要在“照常情景”（BAU）水平上大幅減排。
G8方案，即由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加拿大、日本和俄羅斯在2009年7月意大利峰會上提出，要求到2050年，全球通過化石能源利用和水泥生產排放的二氧化碳削減50%，其中發達國家削減80%。
UNDP方案，與IPCC方案無本質區別。
OECD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球應減排3%，到2050年全球在2000年基準上減排41%。
Garnaut方案，即由澳大利亞研究人員Garnaut提出的方案，到2020年全球排放可比2001年增長29%，到2050年則要減少50%。
CCCPST方案，即由美國、荷蘭和意大利幾位科學家共同提出的，以他們的名字縮寫簡稱CCCPST方案，強調在公平原則下，由不同國家的高收入群體承擔減排任務，一個國家的高收入人數在全球所有高收入人數中的比例即為此國家的減排比例，而一國高收入人數則通過該國不同人群收入分布計算獲得。
Srensen方案是由丹麥研究人員Srensen提出的，該方案對2000年～2100年期間不同排放主體的排放空間直接作了分配，原則是“人均未來趨同”。
丁仲禮課題組的論文對這7個方案進行了十分詳盡的分析和模擬后發現，這些方案沒有一個考慮現在大氣中二氧化碳高濃度的出現，是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歷史排放所造成的結果。由此，由這些國家研究人員為主導所設計的減排方案，巧妙地回避了各國應該承擔的歷史責任。同時，這些方案雖然提出了時間尺度上的排放比例，但沒有一個方案考慮人均累計排放量，從而規避了人人平等的公平性。
論文指出，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從工業革命前的270ppmv左右提高到2005年的380ppmv，約有60%來自2005年前人口不到全球 15%的27個發達國家，而且在此期間，27個發達國家的人均累計排放達到了251.17tC，而發展中國家為33.33tC，相差7.54倍。《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確定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之所以確定這一原則，強調“區別”，主要原因就是各國歷史
據悉，關于二氧化碳的減排，目前國際上有多種方案，絕大多數是國際組織和發達國家學者提出的。那么，這些減排方案有何異同？是否科學？是否公正？最近，中科院副院長、中科院院士丁仲禮課題組對主要的7個方案進行了深入詳細的分析，發現這7個方案無一公平、公正。
課題組的研究論文《國際溫室氣體減排方案評估及中國長期排放權討論》發表在2009年12月的《中國科學》D輯上。文章指出，這些方案不但沒有考慮歷史上1900年～2005年期間發達國家的人均累計排放量已是發展中國家7.54倍的事實，而且還為發達國家設計了比發展中國家大2.3～6.7倍的人均未來排放權。
課題組認為，這樣的方案將大大剝奪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益，違背了國際關系中的公平正義原則，也違背了氣候變化協議中“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因此，這樣的方案沒有資格作為今后國際氣候變化談判的參考。
巧妙回避
歷史責任和人人平等原則
丁仲禮課題組研究人員介紹，目前國際上推出的二氧化碳減排方案都是國際組織和發達國家學者提出的。其中，包括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方案、G8國家方案、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方案、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ECD）方案、Garnaut方案、CCCPST方案和 Srensen方案這7個主要方案。
IPCC方案提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的40個附件Ⅰ國家，到2020年需要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排25%～40%，到2050年則要減排80%～95%，而對非附件Ⅰ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到2020年要在“照常情景”（BAU）水平上大幅減排。
G8方案，即由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加拿大、日本和俄羅斯在2009年7月意大利峰會上提出，要求到2050年，全球通過化石能源利用和水泥生產排放的二氧化碳削減50%，其中發達國家削減80%。
UNDP方案，與IPCC方案無本質區別。
OECD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球應減排3%，到2050年全球在2000年基準上減排41%。
Garnaut方案，即由澳大利亞研究人員Garnaut提出的方案，到2020年全球排放可比2001年增長29%，到2050年則要減少50%。
CCCPST方案，即由美國、荷蘭和意大利幾位科學家共同提出的，以他們的名字縮寫簡稱CCCPST方案，強調在公平原則下，由不同國家的高收入群體承擔減排任務，一個國家的高收入人數在全球所有高收入人數中的比例即為此國家的減排比例，而一國高收入人數則通過該國不同人群收入分布計算獲得。
Srensen方案是由丹麥研究人員Srensen提出的，該方案對2000年～2100年期間不同排放主體的排放空間直接作了分配，原則是“人均未來趨同”。
丁仲禮課題組的論文對這7個方案進行了十分詳盡的分析和模擬后發現，這些方案沒有一個考慮現在大氣中二氧化碳高濃度的出現，是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歷史排放所造成的結果。由此，由這些國家研究人員為主導所設計的減排方案，巧妙地回避了各國應該承擔的歷史責任。同時，這些方案雖然提出了時間尺度上的排放比例，但沒有一個方案考慮人均累計排放量，從而規避了人人平等的公平性。
論文指出，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從工業革命前的270ppmv左右提高到2005年的380ppmv，約有60%來自2005年前人口不到全球 15%的27個發達國家，而且在此期間，27個發達國家的人均累計排放達到了251.17tC，而發展中國家為33.33tC，相差7.54倍。《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確定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之所以確定這一原則，強調“區別”，主要原因就是各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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