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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走出去”這個話題，在今年的博鰲亞洲論壇上，依然很火爆，不僅有幾場分論壇跟此密切相關，而且一些企業家私下討論也很熱烈，并充滿信心。
在《民營企業圓桌：走出去、走進去、走上去》論壇上，商務部前副部長廖曉淇就說，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意向非常強烈，不管是否已經走出去，都有強烈意向。以前是國企演主角，現在是民企占了絕大多數。
中國企業家的這種強烈意向，跟相關數據也密切吻合，2014年，中國首次成為資本凈輸出國，1400億美元的對外投資規模，高于利用外資200億美元。其中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首次破千億美元大關，達1028.9億美元。
2016年，中國境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達1701.1億美元。
春暉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下稱“春暉投資”)董事長汪大總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企業的國際化這條路，即使再難也要走下去。發達國家的強大經濟，跟它們擁有大量的跨國公司密切相關。中國像華為這樣的跨國公司還太少，至少要有100家以上。
“走出去”是大勢所趨，如何降低風險則需要經驗的積累。對于地緣政治風險以及當地文化法律的異同，此前關注者頗多，但具體操作層面的案例，卻需要更多的實戰經驗。
利用好6000萬海外華人
汪大總是汽車行業的“老司機”，從事汽車行業近30年，曾擔任過上海汽車股份公司副總裁、北京汽車集團總經理，現在則專注于汽車零部件及先進制造業的投資并購及相關咨詢服務。
2011年，汪大總創建春暉投資，致力于幫助中國汽車行業“走出去”，過去幾年，至少有10多起海外并購經驗。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汽車行業是規模經濟，必須要“走出去”，而且中國汽車零部件跟歐美等國家相比，技術差距還很大，通過海外并購，是強大自身比較好的途徑。
“走出去”過程中，企業如何降低風險?汪大總認為，一是要專注和專業，二是要充分利用和發揮好中國6000萬海外華人的資源，這是中國特有的資源優勢。
在并購過程中，汪大總說，他們利用了很多海外華人專家。最近幾十年出去的華人中，很多人才四五十歲，不僅素質高，還有很高的專業涵養。比如在美國底特律，有2萬多華人從事汽車行業工作，大多是碩士以上學歷，在很多公司也是專家。并購中，利用他們來做盡職調查，并進行風險評估，效果不錯。并購完后，還可以邀請他們參加管理團隊，也為這些人的職業發展提供不錯的平臺。
除此之外，挑選好的并購對象，尊重對方的管理團隊也很重要。立足共贏和做加法，并有互補性，是汪大總并購的重要考量因素。是否有好的技術、好的產品、成熟的客戶渠道、好的人才隊伍，這四條是重點考察項目。
并購完后，如何對待原有團隊，是一個很有挑戰性的技術活。有些企業因為處理不好新公司跟原公司團隊的關系，最終功虧一簣。汪大總借鑒鄧小平智慧，提出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模式。
比如在東北工業集團收購歐洲德爾福機電一體化項目中，汪大總是參與者之一。并購過程中，以前的員工和團隊基本保留，管理和流程也保留，雖然會派一些管理人員過去，會提出一些明確的管理和經營目標，只要完成目標，員工去留就完全尊重個人意愿。
為什么選擇馬來西亞
企業“走出去”的一些基本原則說起來簡單，但具體到個案，考量的因素和細節就更多了。
晶科能源是一家在紐交所上市的太陽能光伏企業，雖然成立時間不過10年左右，但國際化之路卻走得很堅決。目前海外業務已經占60%~70%，并有15個海外分公司。
最近兩三年，晶科的主要海外項目包括中標墨西哥188兆瓦光伏電站項目，中標阿布扎比1200兆瓦的全球最大單體光伏電站項目，投資1億美元在馬來西亞檳城建光伏電池和組件制造廠。
在博鰲論壇上，第一財經記者問晶科能源副總裁錢晶女士，當初為何會選中馬來西亞，她回答說，這當然不是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而是考察了全球很多地方之后公司做出的慎重決策。
選擇馬來西亞而不是泰國、印度、印尼等，原因包括：一是地理位置適中，可以輻射到東南亞地區，也可以輻射到美國和歐洲;二是檳城被稱為亞洲的硅谷，它原來的半導體產業非常發達，工業和供應鏈基礎比較好;三是電力保障基礎不錯，對于電池制造行業來說，電力供應穩定性很重要。
人員素質也是重要考量因素，馬來西亞一部分是華人，方便溝通，還有一部分說英文，也是可以溝通的。檳城的員工素質也很高，這里原來就是半導體產業基地，員工在技能上受教育程度和生產技能很高，勤勞程度也比其他東南亞國家好一點。
錢晶還向記者透露，檳城政府的辦事效率高，招商力度很大，投資環境友善，當地中國的大使館和商務部也給予了很大程度幫助。
如今，馬來西亞這個工廠的產值，占晶科公司約15%，而且利潤率也不錯，達到公司當初設立的盈利水平。2016年公司整體的毛利率超過18%，持續幾年都維持毛利率行業第一。考慮到國外設廠的風險和管理成本，要保持跟國內接近的盈利水平，是非常不容易的。
尋找“組織”
在開拓海外市場過程中，很多企業都強調抱團的重要性。這里所說的抱團，不僅包括國內企業的協同和相互照顧，也包括利用海外很多華人組織、商會，以及政府部門在海外設立的各種辦事機構。
民企的優勢在于機制靈活、責任明確，發現問題可以及時轉頭，但劣勢是規模小、抗風險能力弱、信息獲取不全面。廖曉淇認為，民企與政府應共同努力防范地緣政治風險，政府可以多提供所在國國情信息，做好投資引導工作，投資的風險和責任則需要企業自身承擔。
李學海是威特國際董事長兼CEO，同時也是美國百人會理事和美國中國總商會副會長，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中國企業“走出去”，應該利用好這些華人民間組織的豐富資源。
百人會是由貝聿銘等華人精英創立，由商業、科技、公共服務等領域具有影響力的人士組成，在促進美國與中國的政治、經濟交流起到特殊的促進作用。李學海稱，百人會經常會舉辦一些中國企業“走出去”論壇，義務為年輕領導者提供輔導。而像美國中國總商會這樣的組織，也聚集了各種法律、會計、科技等領域的專家，可以提供服務和咨詢，有些甚至是免費的。目前有1800多家中資企業是其會員單位。
并購升級換代，服務如何跟上
中國最早“走出去”的一批企業就包括家電企業，對于中國企業國際化的演變，TCL集團總裁薄連明有很深的感受，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現在“走出去”目的跟過去不一樣，已經從產品輸出的1.0時代，進入到品牌輸出的2.0階段。而且投資熱點和方向也不一樣，過去是為了一個賺錢機會，或一個銷售渠道而去國外投資，現在大部分對外投資，是瞄準國外的科技和管理。
薄連明還認為，家電企業的國際化現在到了一個收獲期和加速期，TCL的營收已經超過50%來自海外，更多的海外并購還在進行。國家“一帶一路”的倡議，對民企來說是很大機會。
汪大總也認為，現在并購環境比過去大大改善了。以前很多國家因為不了解中國，存在偏見，同樣的價格，人家不愿意賣給中國。這幾年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越來越多，政府也減少了很多審批，簡化了流程，環境大大改善了，愿意跟中國做生意的越來越多了。
最近因為有些政策的調整，不確定性因素又在增加，國際上非常關注，擔心中國會不會走回頭路。這個擔心，也是博鰲論壇上很多中國企業家的憂慮。有企業家表示，盡管中國一再強調，正常的海外并購不存在結售匯困難，但對外方來說，影響還是很大，因為他們不知道哪個會批，哪個不會批，政策的不連貫容易導致不確定性，所以又開始變得謹慎起來。
在《民營企業圓桌：走出去、走進去、走上去》論壇上，商務部前副部長廖曉淇就說，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意向非常強烈，不管是否已經走出去，都有強烈意向。以前是國企演主角，現在是民企占了絕大多數。
中國企業家的這種強烈意向，跟相關數據也密切吻合，2014年，中國首次成為資本凈輸出國，1400億美元的對外投資規模，高于利用外資200億美元。其中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首次破千億美元大關，達1028.9億美元。
2016年，中國境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達1701.1億美元。
春暉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下稱“春暉投資”)董事長汪大總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企業的國際化這條路，即使再難也要走下去。發達國家的強大經濟，跟它們擁有大量的跨國公司密切相關。中國像華為這樣的跨國公司還太少，至少要有100家以上。
“走出去”是大勢所趨，如何降低風險則需要經驗的積累。對于地緣政治風險以及當地文化法律的異同，此前關注者頗多，但具體操作層面的案例，卻需要更多的實戰經驗。
利用好6000萬海外華人
汪大總是汽車行業的“老司機”，從事汽車行業近30年，曾擔任過上海汽車股份公司副總裁、北京汽車集團總經理，現在則專注于汽車零部件及先進制造業的投資并購及相關咨詢服務。
2011年，汪大總創建春暉投資，致力于幫助中國汽車行業“走出去”，過去幾年，至少有10多起海外并購經驗。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汽車行業是規模經濟，必須要“走出去”，而且中國汽車零部件跟歐美等國家相比，技術差距還很大，通過海外并購，是強大自身比較好的途徑。
“走出去”過程中，企業如何降低風險?汪大總認為，一是要專注和專業，二是要充分利用和發揮好中國6000萬海外華人的資源，這是中國特有的資源優勢。
在并購過程中，汪大總說，他們利用了很多海外華人專家。最近幾十年出去的華人中，很多人才四五十歲，不僅素質高，還有很高的專業涵養。比如在美國底特律，有2萬多華人從事汽車行業工作，大多是碩士以上學歷，在很多公司也是專家。并購中，利用他們來做盡職調查，并進行風險評估，效果不錯。并購完后，還可以邀請他們參加管理團隊，也為這些人的職業發展提供不錯的平臺。
除此之外，挑選好的并購對象，尊重對方的管理團隊也很重要。立足共贏和做加法，并有互補性，是汪大總并購的重要考量因素。是否有好的技術、好的產品、成熟的客戶渠道、好的人才隊伍，這四條是重點考察項目。
并購完后，如何對待原有團隊，是一個很有挑戰性的技術活。有些企業因為處理不好新公司跟原公司團隊的關系，最終功虧一簣。汪大總借鑒鄧小平智慧，提出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模式。
比如在東北工業集團收購歐洲德爾福機電一體化項目中，汪大總是參與者之一。并購過程中，以前的員工和團隊基本保留，管理和流程也保留，雖然會派一些管理人員過去，會提出一些明確的管理和經營目標，只要完成目標，員工去留就完全尊重個人意愿。
為什么選擇馬來西亞
企業“走出去”的一些基本原則說起來簡單，但具體到個案，考量的因素和細節就更多了。
晶科能源是一家在紐交所上市的太陽能光伏企業，雖然成立時間不過10年左右，但國際化之路卻走得很堅決。目前海外業務已經占60%~70%，并有15個海外分公司。
最近兩三年，晶科的主要海外項目包括中標墨西哥188兆瓦光伏電站項目，中標阿布扎比1200兆瓦的全球最大單體光伏電站項目，投資1億美元在馬來西亞檳城建光伏電池和組件制造廠。
在博鰲論壇上，第一財經記者問晶科能源副總裁錢晶女士，當初為何會選中馬來西亞，她回答說，這當然不是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而是考察了全球很多地方之后公司做出的慎重決策。
選擇馬來西亞而不是泰國、印度、印尼等，原因包括：一是地理位置適中，可以輻射到東南亞地區，也可以輻射到美國和歐洲;二是檳城被稱為亞洲的硅谷，它原來的半導體產業非常發達，工業和供應鏈基礎比較好;三是電力保障基礎不錯，對于電池制造行業來說，電力供應穩定性很重要。
人員素質也是重要考量因素，馬來西亞一部分是華人，方便溝通，還有一部分說英文，也是可以溝通的。檳城的員工素質也很高，這里原來就是半導體產業基地，員工在技能上受教育程度和生產技能很高，勤勞程度也比其他東南亞國家好一點。
錢晶還向記者透露，檳城政府的辦事效率高，招商力度很大，投資環境友善，當地中國的大使館和商務部也給予了很大程度幫助。
如今，馬來西亞這個工廠的產值，占晶科公司約15%，而且利潤率也不錯，達到公司當初設立的盈利水平。2016年公司整體的毛利率超過18%，持續幾年都維持毛利率行業第一。考慮到國外設廠的風險和管理成本，要保持跟國內接近的盈利水平，是非常不容易的。
尋找“組織”
在開拓海外市場過程中，很多企業都強調抱團的重要性。這里所說的抱團，不僅包括國內企業的協同和相互照顧，也包括利用海外很多華人組織、商會，以及政府部門在海外設立的各種辦事機構。
民企的優勢在于機制靈活、責任明確，發現問題可以及時轉頭，但劣勢是規模小、抗風險能力弱、信息獲取不全面。廖曉淇認為，民企與政府應共同努力防范地緣政治風險，政府可以多提供所在國國情信息，做好投資引導工作，投資的風險和責任則需要企業自身承擔。
李學海是威特國際董事長兼CEO，同時也是美國百人會理事和美國中國總商會副會長，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中國企業“走出去”，應該利用好這些華人民間組織的豐富資源。
百人會是由貝聿銘等華人精英創立，由商業、科技、公共服務等領域具有影響力的人士組成，在促進美國與中國的政治、經濟交流起到特殊的促進作用。李學海稱，百人會經常會舉辦一些中國企業“走出去”論壇，義務為年輕領導者提供輔導。而像美國中國總商會這樣的組織，也聚集了各種法律、會計、科技等領域的專家，可以提供服務和咨詢，有些甚至是免費的。目前有1800多家中資企業是其會員單位。
并購升級換代，服務如何跟上
中國最早“走出去”的一批企業就包括家電企業，對于中國企業國際化的演變，TCL集團總裁薄連明有很深的感受，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現在“走出去”目的跟過去不一樣，已經從產品輸出的1.0時代，進入到品牌輸出的2.0階段。而且投資熱點和方向也不一樣，過去是為了一個賺錢機會，或一個銷售渠道而去國外投資，現在大部分對外投資，是瞄準國外的科技和管理。
薄連明還認為，家電企業的國際化現在到了一個收獲期和加速期，TCL的營收已經超過50%來自海外，更多的海外并購還在進行。國家“一帶一路”的倡議，對民企來說是很大機會。
汪大總也認為，現在并購環境比過去大大改善了。以前很多國家因為不了解中國，存在偏見，同樣的價格，人家不愿意賣給中國。這幾年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越來越多，政府也減少了很多審批，簡化了流程，環境大大改善了，愿意跟中國做生意的越來越多了。
最近因為有些政策的調整，不確定性因素又在增加，國際上非常關注，擔心中國會不會走回頭路。這個擔心，也是博鰲論壇上很多中國企業家的憂慮。有企業家表示，盡管中國一再強調，正常的海外并購不存在結售匯困難，但對外方來說，影響還是很大，因為他們不知道哪個會批，哪個不會批，政策的不連貫容易導致不確定性，所以又開始變得謹慎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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