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時,關于積極推動能源生產消費革命的重要講話,是我國黨和國家領導人首次全面深刻論述能源安全和能源發展戰略,糾正了最近一段時間里的許多錯誤認識,對于我國的能源工作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主張“建立多元供應體系,立足國內多元供應保安全,大力推進煤炭清潔高效利用,著力發展非煤能源,形成煤、油、氣、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輪驅動的能源供應體系,同步加強能源輸配網絡和儲備設施建設。”90多個字把能源生產革命講得清清楚楚。
中國過去的能源戰略措施往往與能源安全脫節,各敲各的鑼,各打各的鼓,使能源安全得不到落實。建立能源多元供應體系,主張能源生產發揮各種能源的積極性,目的是讓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各項措施都要服務于能源安全的需要。
“能源多元供應”的目的,是立足我國國情,走大力推進煤炭高效利用之路。中國能源資源稟賦是富煤、少油、缺氣,正因如此,我國長期以來一次能源結構以煤為主。近年來雖然一再強調優化能源結構,但要向發達國家學習,走油氣為主的能源結構,談何容易;還有異想天開想要學習西歐國家,走風能、太陽能為主的能源結構,更是困難重重。
十八大之后,有人甚至錯誤斷言,“中國必須革煤炭的命”。特別是6月13日習總書記關于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重要講話之后,在學習重要講話時,主管能源生產的官員還是抱著“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思想,要大力發展風電、太陽能發電來替代化石能源發電,有官員說:“在合理的假設和技術框架下,我們預計,到2050年中國可再生能源加上核電占全國電力系統比例應達到85%左右,可再生能源成為現實選擇。”
我可以想象,到2050年,風電發展到20億千瓦(注:我國風能資源最大可開發量也就20億千瓦左右,以往的發電預測2050年風電最大開發量也就是10億千瓦),太陽能發展到25億千瓦(注:以往的電力預測2050年太陽能發電最大開發量是6-7億千瓦,提出國內多元供應后,應當有所減少,而這里反而增加2倍)。但絕不能想象,到2050年,煤電還是現在的10億千瓦,年運行5000小時,除非發電效率能夠在80%-90%以上。
據我所知,歐洲發展風電、太陽能發電最多的國家,為了彌補間源性和隨機性都把火電做為備用加調峰電源,沒有火電廠的配合,風電、太陽能發電難以生存。比如德國,其如今迫不急待需要讓人們明白的是:火電其實不是新能源發展的斗爭對象和被取代者,相反卻是日后新能源最有力的支撐者與受益者。
在中國,那種認為“可以離開燃煤電廠,大量發展風電、太陽能發電等新能源發電”的觀點是對電力工業的規律缺乏認識。習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是主張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的,他在能源供給革命中主張大力推進煤炭清潔高效利用,這里包括燃煤電廠,他還提出,“繼續建設以電力外送為主的千萬千瓦級大型煤電基地,提高煤電準入標準,對達不到節能減排標準的現役機組限期改造升級。”這是在國內外煤電清潔高效利用條件下推出的創新之舉。
“能源多元供應”的目的還在于立足我國國情,走大力發展非煤能源之路。
目前世界上對于著力發展什么能源,認識極為分歧。將能源開發的著力點放在哪里,也是國內爭論最激烈的問題。我認為中國現在應該統一為“著力發展非煤能源之路”,這是因為對中國來講,石油工業,特別是天然氣等氣體能源的開發、水電開發都要比發達國家晚幾十年,需要著力開發;中國的核電才剛剛開始起步,作為未來的接替能源,也需要著力開發。中國目前著力開發石油、天然氣、水電和核電都比開發風電、太陽能來得經濟合理。當然,風電、太陽能發電也是要發展的,但他們只屬于能源多元供應中的兩元而已,不再有過去承擔替代化石能源的光環。
從中國能源的現實出發,將著力點放在非煤能源是完全正確的。過去認為石油等化石能源馬上就要枯竭,美國“頁巖氣革命”后,人們認識到化石能源資源還很豐富,除了常規化石能源資源外,還有豐富的非常規化石能源;化石能源的污染也是其要消亡的原因,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化石能源的利用可以做到對環境無害。煤炭發電排放的污染物可以少于天然氣發電排放的污染物,而且燃煤電廠的成本,可以低于核電和新能源發電,所以利用煤炭、石油、天然氣可以使我國的能源價格、電力價格維持在較低的水平,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國家的競爭力。
據國際能源署(IEA)統計,歐洲在金融危機之后(2009年至2012年),煤電比重由24.82%上升到26.61%,美國由28.0%上升到39.87%,德國由44.2%上升到46.88%;而燃氣發電比重歐洲由23.57%下降到18.63%,英國由44.63%下降到27.69%,德國由13.5%下降到11.46%。說明清潔高效的燃煤發電受到歐洲的歡迎,煤炭、天然氣發展使用量的升降取決于能源價格的變化,以及能源價格和電價承受能力。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低電價,靠燃煤發電的低成本來維持,靠發電企業的高負債來承擔。中國如果放棄煤電,發電企業的負債已接近極限,必將使電價急劇上漲。中國過去在研究能源發展戰略,能源結構調整時,往往忽視能源價格承受能力問題。在制訂能源發展戰略時,除必須考慮能保證供應,還有用戶能承受得起的價格。要知道,風電和太陽能發電裝機容量達到全國最大負荷的德國,目前已成為歐洲電價最高的國家。
能源多元化供應的原因還在于,中國目前還處于煤炭時代。從20世紀20年代起,世界能源結構從煤炭轉向石油、天然氣,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完成了轉換;到1959年,世界能源構成中石油、天然氣比重已超過煤炭,占50%,進入石油、天然氣時代。而煤炭在中國能源結構中的比重至今仍占70%左右,石油、天然氣只占20%上下,說明我國還處于煤炭時代,我們至少比發達國家落后70年,今天想要完成這個轉換,難度是很大的,所以我們只能一方面著力發展非煤能源,另一方面大力推進煤炭清潔高效利用,這是中國在能源生產中唯一可行的道路。
(作者系原能源部政策法規司副司長)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主張“建立多元供應體系,立足國內多元供應保安全,大力推進煤炭清潔高效利用,著力發展非煤能源,形成煤、油、氣、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輪驅動的能源供應體系,同步加強能源輸配網絡和儲備設施建設。”90多個字把能源生產革命講得清清楚楚。
中國過去的能源戰略措施往往與能源安全脫節,各敲各的鑼,各打各的鼓,使能源安全得不到落實。建立能源多元供應體系,主張能源生產發揮各種能源的積極性,目的是讓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各項措施都要服務于能源安全的需要。
“能源多元供應”的目的,是立足我國國情,走大力推進煤炭高效利用之路。中國能源資源稟賦是富煤、少油、缺氣,正因如此,我國長期以來一次能源結構以煤為主。近年來雖然一再強調優化能源結構,但要向發達國家學習,走油氣為主的能源結構,談何容易;還有異想天開想要學習西歐國家,走風能、太陽能為主的能源結構,更是困難重重。
十八大之后,有人甚至錯誤斷言,“中國必須革煤炭的命”。特別是6月13日習總書記關于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重要講話之后,在學習重要講話時,主管能源生產的官員還是抱著“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思想,要大力發展風電、太陽能發電來替代化石能源發電,有官員說:“在合理的假設和技術框架下,我們預計,到2050年中國可再生能源加上核電占全國電力系統比例應達到85%左右,可再生能源成為現實選擇。”
我可以想象,到2050年,風電發展到20億千瓦(注:我國風能資源最大可開發量也就20億千瓦左右,以往的發電預測2050年風電最大開發量也就是10億千瓦),太陽能發展到25億千瓦(注:以往的電力預測2050年太陽能發電最大開發量是6-7億千瓦,提出國內多元供應后,應當有所減少,而這里反而增加2倍)。但絕不能想象,到2050年,煤電還是現在的10億千瓦,年運行5000小時,除非發電效率能夠在80%-90%以上。
據我所知,歐洲發展風電、太陽能發電最多的國家,為了彌補間源性和隨機性都把火電做為備用加調峰電源,沒有火電廠的配合,風電、太陽能發電難以生存。比如德國,其如今迫不急待需要讓人們明白的是:火電其實不是新能源發展的斗爭對象和被取代者,相反卻是日后新能源最有力的支撐者與受益者。
在中國,那種認為“可以離開燃煤電廠,大量發展風電、太陽能發電等新能源發電”的觀點是對電力工業的規律缺乏認識。習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是主張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的,他在能源供給革命中主張大力推進煤炭清潔高效利用,這里包括燃煤電廠,他還提出,“繼續建設以電力外送為主的千萬千瓦級大型煤電基地,提高煤電準入標準,對達不到節能減排標準的現役機組限期改造升級。”這是在國內外煤電清潔高效利用條件下推出的創新之舉。
“能源多元供應”的目的還在于立足我國國情,走大力發展非煤能源之路。
目前世界上對于著力發展什么能源,認識極為分歧。將能源開發的著力點放在哪里,也是國內爭論最激烈的問題。我認為中國現在應該統一為“著力發展非煤能源之路”,這是因為對中國來講,石油工業,特別是天然氣等氣體能源的開發、水電開發都要比發達國家晚幾十年,需要著力開發;中國的核電才剛剛開始起步,作為未來的接替能源,也需要著力開發。中國目前著力開發石油、天然氣、水電和核電都比開發風電、太陽能來得經濟合理。當然,風電、太陽能發電也是要發展的,但他們只屬于能源多元供應中的兩元而已,不再有過去承擔替代化石能源的光環。
從中國能源的現實出發,將著力點放在非煤能源是完全正確的。過去認為石油等化石能源馬上就要枯竭,美國“頁巖氣革命”后,人們認識到化石能源資源還很豐富,除了常規化石能源資源外,還有豐富的非常規化石能源;化石能源的污染也是其要消亡的原因,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化石能源的利用可以做到對環境無害。煤炭發電排放的污染物可以少于天然氣發電排放的污染物,而且燃煤電廠的成本,可以低于核電和新能源發電,所以利用煤炭、石油、天然氣可以使我國的能源價格、電力價格維持在較低的水平,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國家的競爭力。
據國際能源署(IEA)統計,歐洲在金融危機之后(2009年至2012年),煤電比重由24.82%上升到26.61%,美國由28.0%上升到39.87%,德國由44.2%上升到46.88%;而燃氣發電比重歐洲由23.57%下降到18.63%,英國由44.63%下降到27.69%,德國由13.5%下降到11.46%。說明清潔高效的燃煤發電受到歐洲的歡迎,煤炭、天然氣發展使用量的升降取決于能源價格的變化,以及能源價格和電價承受能力。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低電價,靠燃煤發電的低成本來維持,靠發電企業的高負債來承擔。中國如果放棄煤電,發電企業的負債已接近極限,必將使電價急劇上漲。中國過去在研究能源發展戰略,能源結構調整時,往往忽視能源價格承受能力問題。在制訂能源發展戰略時,除必須考慮能保證供應,還有用戶能承受得起的價格。要知道,風電和太陽能發電裝機容量達到全國最大負荷的德國,目前已成為歐洲電價最高的國家。
能源多元化供應的原因還在于,中國目前還處于煤炭時代。從20世紀20年代起,世界能源結構從煤炭轉向石油、天然氣,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完成了轉換;到1959年,世界能源構成中石油、天然氣比重已超過煤炭,占50%,進入石油、天然氣時代。而煤炭在中國能源結構中的比重至今仍占70%左右,石油、天然氣只占20%上下,說明我國還處于煤炭時代,我們至少比發達國家落后70年,今天想要完成這個轉換,難度是很大的,所以我們只能一方面著力發展非煤能源,另一方面大力推進煤炭清潔高效利用,這是中國在能源生產中唯一可行的道路。
(作者系原能源部政策法規司副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