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消費的下滑和對電力依賴的日益增強正影響著能源和氣候政策，特別是目前全球對氣候變化的擔憂日益升溫。這會使能源政策制定更加復雜。

而且，由于石油經濟讓位于電力經濟，各國的決策者們將會發現對塑造能源需求有更大的控制力。石油時代天然就與自由主義更契合。電力時代將更加全面地被政策所主導，因為電網將成為政府塑造未來能源需求的機制。

“電動”復蘇

大約從十年前，石油時代就開始衰落。

石油在全球能源需求中的份額，從1930年代開始增長，在1970年代中期達到巔峰，此后的二十多年間一直保持平穩。但是在2000年之后，由于石油重新定價和非經合組織成員的工業化，石油的市場份額回落。

石油在全球經濟中扮演的角色的下降完美的解釋了為何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經濟的疲軟復蘇體現在電力上。這并非在美國，在日本，尤其在歐洲，伴隨經濟“復蘇”的是石油消費的持續下滑。

然而，這帶來了新的機會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因為，盡管太陽能和風能利用出現了高速增長，全球電力增長仍然主要靠煤炭拉動。這意味著對煤炭的重視將越來越大，而政府們也將被吸引到煤炭的利用上。

由于中國經濟放緩和美國天然氣使用的上升，全球煤炭市場近期表現疲軟；但實際上，美國不再需要的煤炭被出口到了世界其他地區，甚至歐洲也進口更多美國出口煤炭，2012年美國煤炭出口達到歷史最高水平。

但更重要的現象是，亞洲煤炭需求在過去十年回升，尤其是中國，這是經合組織成員國制造業能力海外轉移的一個體現。換句話說，西方人2000年之后購買的商品，越來越的多的是由亞洲制造。而這些商品所需的電力主要來源是火力發電廠。包括iPhone，制造iPhone的電力供應同樣是火力發電廠。

這就是為何呼吁碳排放稅的聲音日趨強烈的原因。

在最近一篇《忘記京都：征收碳消費稅》中，作者提到了能源全球交易的使用：

中國高速經濟增長基于出口，尤其是能源密集型產品，從鋼鐵、石化產品到一系列制造業產品。這些產品的主要出口對象為美國和歐洲。從這個角度講，碳消費衡量碳足跡，因此碳消費的國家負有責任，而不是制造碳排放的國家。但《京都議定書》 中未將消費納入考慮范圍。相反，它側重碳生產，因此歐洲由于去工業化和蘇聯解體，而更容易達到標準。

從政治上說，碳排放稅是個艱難的議題，特別是在美國。有趣的是，有輿論認為奧巴馬政府會嘗試征收碳排放稅來減赤。當然這也不會得到多少政治支持。

但對碳排放稅的效果，能源和環境政策的專業人士有不同看法。

Chris Nelder在 Smart Planet中寫道，碳排放稅政策不一定能夠推動可再生能源的建設。本質上說，如果建設可再生能源基礎設施是環境和能源政策的最終目標，那么為何不推像歐洲那樣的上網電價（feed-in tariff）政策？（注：該政策規定政府必須以高于市場價的價格，從電力公司購買利用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獲得的電力，該政策于08年開始在德國施行。）

石油能源在全球經濟份額中的下降標志著個體自由裁量使用能源時代的結束。廉價的石油構筑起的城市，比如洛杉磯，那里絕大多數民眾享受著可以隨意開車到任何地方的奢侈生活。因此在新時代，文化調適在所難免，將來個人對能源利用的選擇將會受到限制。

此外，由于美國國內石油供應出現新增長，回到廉價石油時代的夢想當然會偶爾出現。但是這并不能改變多少全球石油供應的軌跡，或者降低石油價格。目前為止，新原油供應量在全球大多都呈下降趨勢，且邊際生產成本更高。

雖然可再生能源幾乎成倍增長，煤炭仍然是全球主要的電力能源，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不可避免地向電網方向轉變將引出兩個相互競爭的力量：一是大量的新投資，伴隨著許多輸家和贏家。二是各國政府的注意力：將把電網作為實施環境政策一個方式，并提高財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