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

　　李強強：2005年那一次鋁型材行業遭遇的“雙反”調查，到最后其實是我們輸掉了。作為主要參與者之一，你反思過嗎？根本原因是什么？

　　陳剛：我原以為我們肯定贏。因為我們準備得天衣無縫，他們去調查我們上游的供應商，我的供應商沒有問題。之所以輸了是輸在體制上，企業發展很快，政府的體制改革和機制改革跟得很慢。

　　李強強：現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如火如荼，地方政府熱情很高，一些優惠的政策也陸續出臺，某些做法容易遭到誤解、曲解。這就更需要總結以前經驗和教訓。

　　陳剛：首先是有關部門重視不夠，“雙反”是一場經濟戰爭，跟南海爭端和領土爭端沒有任何區別。在這場經濟戰爭中，我們在人力、物力的配備上都遠遠不夠。加拿大僅有人口3000萬左右，它的邊境服務局就有200多人，全部是專業水準，專門負責“雙反”事務，而我國商務部當時負責“雙反”的全部人員才80多人。

　　我們根本沒有研究過別的國家有多少部門在合作。所以，我們必須在組織架構上進行調整，從策略上高度重視。否則，下一個10年，我們將會很被動。

　　李強強：除了在體制、機制上進行改變之外，我們還應該反思什么？比如說，我們補貼的手段是不是確實存在一些問題？

　　陳剛：太陽能這個行業，國外的企業比中國企業獲得的補貼更多。大家都有補貼，問題是有沒有抓住人家的把柄，你認為人家有補貼，人家說沒有。我完整地看過一家歐洲企業的財務報表，600萬歐元的現金補貼。土地基本是零地價。中國現在企業享受的補貼遠遠不能跟歐洲相比。

　　問題的根源不在這些，關鍵在于經濟戰爭到來了，我們連“部隊”都沒有，怎么跟人家打。戰爭，沒有統帥部、沒有參謀部，就靠幾個兵，很難想象。

　　李強強：你把原因歸咎于我們在應對“雙反”時缺少有效組織，協調、統籌等環節也太薄弱，跟不上？

　　陳剛：首先，我們不覺得政府的補貼力度有多大，企業拿到的補貼跟美國、歐洲是沒法比的。2011年8月16日，美國政府曾宣布對生物燃料項目提供了5.1億美元補貼。第二，經濟和戰爭是一樣的殘酷無情。我們光伏行業為什么競爭力這么強，主要是國內光伏行業人才和企業家的素質比傳統行業高，很多都是海歸博士，所以整個產業鏈領導者的素質是世界級的，跟國外先進國家的企業沒有什么區別。這批企業家帶領著光伏行業達到了一個世界級的水平。

　　李強強：這一點大家是有共識的。但這次“雙反”也給我們一個反思的機會：中國的光伏行業應該退退燒了。光伏上網電價堅冰已破、行業洗牌也在加速，正是政策退出的好時機。

　　陳剛：行業洗牌符合市場規律，這個行業跟20年前進入鋁型材行業是一模一樣的。那個時候的鋁型材沒幾個人會做，也是高科技。對于制造業來說，不會做的東西是高科技，大家會做的是大白菜，太陽能也會成為大白菜。

　　我們那個企業是廣東省第二家鋁型材廠，是國營的。當時，全國的鋁型材用量不到2萬噸，加工費非常高。我們的供應商看錢很好賺，就進入這個行業，一年內開了5家，加工費馬上從每噸8千元降低每噸5千元，企業生存就逐漸變得比較困難了。現在鋁型材的銷售每年是600萬噸，比以前增加了300倍，現在的加工費是每噸2千元，很多企業一樣活得好好的。

　　太陽能也是一樣的，你不用擔心，這是一個市場行為。當一個行業充滿暴利的時候，大家都搶著進來，出現嚴重的過剩。過剩就要降價，就要淘汰出去一些企業。然后再降價再淘汰，這是很正常的市場規律。政府要做的事情是想辦法擴大這個行業的市場規模。以前我們鋁型材的發展是5年為一個階段，現在太陽能是2~3年一個階段，速度加快了。

　　李強強：在你看來，我們這一次行業低潮與2009年比起來，有哪些區別？

　　陳剛：2009年那個時候，行業沒有什么低潮，反而出現了高潮。

　　李強強：你沒有感到行業巨大變化嗎？

　　陳剛：沒有。那一次是教大家怎么做科技企業，這次是教大家怎么做傳統制造企業。之前是按科學家的想法做企業。那次之后，很多企業就知道了，我們一定要做品質，做管理，要引進專業的人才來做了。

　　這次是一個回歸到正常利潤的傳統產業的過程，更強調如何降低成本、規模化生產、適應客戶的需求，我覺得跟國際金融危機沒有太大的關系。

　　李強強：從2005年開始有大量的其他行業的企業都進入到這個行業。2009年之后，又有一個小高潮，做眼鏡的、做襪子的企業都開始進入到這個行業。為此很多人就講，爆發式的增長勢必伴隨著爆發式的危機。

　　陳剛：任何一個行業都經歷過爆發式的增長和爆發式的危機，與鋁型材業是一樣的。后來，我們那個企業倒閉了，我才開始自己創業。在這種大起大落的過程中，會有一大批企業死掉，但生存下來的企業是更健康的。